相比之下，中国在做决定时考虑的都是事情本来的是非曲折和必要性。中国对相关对话始终持开放态度，依据的就是有没有必要性，而不是仅仅因为英国国内的一些狭隘表现就赌气拒绝对话，体现的是中国对全人类负责任的态度。

　　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曾多次关注“一把手”霸道行权现象，并提到多个案例，包括吉林省白山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、主任李宇忠一人决定工程项目、招商引资等重大事项，力排众议“关照”利益关系人。重庆市九龙坡区原旅游局党组书记、局长姜廷宪把所在单位大小事项的决定权视为“自家事”，对工程发包、人事任免、资金安排等重大事项大搞“一言堂”。福建省福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原党组书记、局长卢林不仅决策时大搞“一言堂”，还在用人中大搞“一句话”，任人唯亲唯利，长期插手下属企业各类岗位的人事调整，利用职权在人员招录、职务晋升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；江苏省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原党委书记、局长蔡前锋走上局长岗位后，“感觉自己权力很大，可以在单位高高在上了”，于是插手大部分交通工程项目，贪腐涉及交通工程建设多领域多环节，不仅破坏了交通工程建设市场公平竞争，也严重影响了该市交通系统的政治生态……

　　可见，由于“商转公”过程相对复杂且牵涉购房者、银行、公积金三方面的利益关系，目前允许“商转公”的城市并不多，即使在允许的城市也有不少限制，真正申请成功的购房者占比不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