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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新社合肥10月27日电 题：包公文化为何情牵两岸远播四海？

——专访安徽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夏冬波

中新社记者 赵强

包拯，北宋名臣，因其廉洁公正、铁面无私，故有“包青天”之名。20世纪90年代，台湾制作的电视连续剧《包青天》风靡两岸，掀起了一阵“包青天热潮”，包公文化影响辐射海内外。

包公文化如何产生？包公文化为何能情牵海峡两岸并在海外广泛流传？近日，安徽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夏冬波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，予以深度解析。

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：

中新社记者：千百年来，包公形象是如何具象化并受人崇敬的？

夏冬波：包拯在世时就很出名，他的为政能力、亲民爱民的事迹和刚直清廉的形象，已经深得时人赞誉。包公的形象源于其为官期间清正廉洁的作风，及后世传说中“包青天”文学、戏剧形象的双重融合。在一代代的口传笔记中，包公形象从历史、文物包公，向文学、戏剧包公方面发展，逐渐形成了当下的包公形象。

包拯在民间的口碑极好，后世以他为主题的话本、小说、戏曲很多，形成了包公话本小说和包公戏。如传统包公戏有《三侠五义》《包公案》《铡美案》等。以包公为主题的影视作品也很多，出名的包公影视剧有《包青天》(1995)、《少年包青天》(2000)、《凌云壮志包青天》(2005)等。

总的来看，包公的形象主要由历史、文物、文学和戏剧四个维度构成。四者相辅相成，又互为补充，从而造就了传承千年的“包青天”形象。

中新社记者：包公文化是如何产生的？

夏冬波：包公文化的影响随时间和文化的演变逐渐形成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包公作为传说或者故事中的主角，其人物性格和事迹“层累地”增加，因此时间与宋朝相隔越久远，包公的传说就越丰富、越传奇、越精彩。

在宋朝，儒家伦理得到重振，强调“君君、臣臣”。因此，宋朝奉行“与士大夫共治天下”，而这一政策的成熟则是在宋仁宗时期，王安石、司马光、范仲淹等一大批宋代名臣的出现，都在这一时期。在此氛围下，许多其他官员的一些优秀事迹也被加在包拯身上，使得包拯成为为官之人的榜样。

其次，宋代经济催生了瓦肆等娱乐场所和话本小说，包拯形象的广为流传恰逢其时，成了话本、公案小说创作者首选的塑造对象，虚构的成分越来越多。宋朝灭亡后，元代戏曲、明清小说，都需要包拯这样的创作素材，不断推陈出新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一个文学的包拯越来越丰满，一个戏剧的包拯越来越精彩，而一个历史的包拯却被越来越淡化。

再次，宋元以来民间文学催生“清官文化”，包拯化身“青天”，成为“清官”文化符号之一，名扬天下，自然顺理成章、水到渠成。

中新社记者：包公文化是怎样在台湾传播的？

夏冬波：包公文化在台湾主要通过建包公庙、开展民间崇拜祭祀活动和包公文化研究中心推动等方式，让包公文化传播出去。

台湾岛内历史最悠久并被誉为“包公祖庙”的是云林县四湖乡三条仑的包公庙，又称海清宫，始建于1738年(清乾隆三年)，由泉州移民兴建，迄今已有286年的历史。岛内各地立庙多从此分灵。

云林包公庙奉祀的包公被尊为“阎罗天子”。这个称呼最初命名来自安徽合肥包家庄包家祠，是因后人认为包拯死后成仙，掌管阎罗殿第五殿。20世纪80年代，这座庙宇进行了重修，规格完全遵照古制，木结构都是以榫连接，许多精美石刻、木雕、彩绘，内容以包公审案的故事为主，材料多来自大陆，工艺是请福建工匠来做，大殿的点金柱颇具特色。

台北、彰化、高雄、新竹等岛内多地建有包公庙，供奉的包公主神，大多移自大陆。其中规模最大的是高雄大寮的开封宫，始创于1969年，奉祀马国公(包公)为主神，以农历八月十五日为“包公圣诞”。20世纪80年代，此庙重新修建时，既仿照了云林包公庙，又受到大陆开封包公祠的影响。

海峡两岸，血浓于水。包公文化在两岸的传承，自明清以来尤盛，可谓源远流长。

中新社记者：包公在促进两岸文化交流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？

夏冬波：包公作为清官文化的代表人物，在促进两岸文化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。

在台湾，民间崇拜包公非常普遍，节庆活动也比较多。如：云林包公庙，每年农历七月初十举行“阎罗天子千秋庆典”，用以祈福避灾，日久成为习俗，各地的分灵神祇、信徒都会回祖庙进香朝拜。2006年8月，为庆祝包公渡台济世268年，云林包公庙第一次邀请岛内各地2万多人前来团拜，典礼依照古礼进行，场面隆重热闹，一派香火鼎盛的景象。

岛内很多信众在家里供奉包公像。最具特色的是：包公庙被编入了乡土教材，如台湾云林县一本教科书中的一个单元是“拜访海清宫”，了解海清宫的沿革及建筑结构，培养学生爱护乡土的情怀。

在台湾，包公庙的功能在不断扩展，参与民间创意生活，赋能乡土文化产业链。包公不再抽象于历史传奇、信仰精神之中，实际已从孝肃廉明的名臣、公理正义的象征、反腐倡廉的教材，升华为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纽带。

中新社记者：您认为应如何扩大包公文化的国际影响力？

夏冬波：包公文化在汉文化圈具有广泛的影响力。据考证，早在明代，包公的大名就已跨越国界。明代郑和下西洋，既向海外传播了包公文化，也带回了海外敬仰包公的信息，如在1484年(明成化二十年)的史籍中，就出现了“虽海外杂国莫不知其名而敬慕之”的文字描述。尤自明清以来，中华传统文化随百姓迁移海外而在海外广泛传播，其中就包括包公文化。在东南亚的菲律宾、印尼、泰国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等地都建有为数不少的包公庙，同时还有各种形式的包公祭祀和纪念活动。

合肥包公祠位于包公幼年读书处的香花墩上，是全国各地祭祀包拯的专祠中存续时间最长的，也是海内外包公祠的“祖庭”。包公后人多次集聚合肥，在包公墓拜祭和怀念先人。也有一些来自西方国家的包公爱好者来合肥参观考察。

在文化传播与交流日益便捷和频繁的今天，包公文化正在超越时空和国界的限制，走向世界，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独特的精神标识，为越来越多的海外民众所认同和喜爱。(完)

受访者简介：

夏冬波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，武汉科技大学国学研究中心终身客座研究员，安徽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，近年来发表研究包拯文章多篇，完成包公文化研究课题多项。